近日，抖音上出现大量以「我不想上班/打工/种地，我想入党，我想为人民服务」为主题的视频。
视频多以调侃形式呈现，拍摄者面对镜头喊出这句口号时，背景常配以工位、工厂、宿舍等日常打工场景，折射出当下职场人被困于高压劳动、低回报与内卷竞争中的疲惫。
这“反上班入党宣言”的爆红，揭示了当代打工人在制度化劳动与阶层固化之间的深层心理困境：他们既厌倦被压榨、承受异化的劳动，又将体制内的稳定与体面想象为最后的庇护所。

这一心理并非偶然，而是深植于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分割之中。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既具有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特征，又呈现出鲜明的制度特色，政府在其中扮演主导角色。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者们便指出中国城市存在明显的“国有—非国有”部门分割，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首先依附于单位，而职业仅居其次。进入国有部门（即体制内）意味着获得稳定的社会资源与保障，而体制外劳动者则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
这种“体制内—体制外”的二元分割逐渐演化为一种社会封闭机制。正如社会学家韦伯所言，社会群体往往通过限制外人进入的方式来垄断资源与机会，形成所谓的“社会封闭（Social closure）”。体制内掌握资源的一方得以在住房、医疗、教育、晋升等多方面维持优势，体制外劳动者则被排除在这些福利与安全之外。这种结构性差异构筑了坚固的“体制壁垒”，并强化了体制工作的稀缺性与象征意义。

长期以来，体制内的信息不透明和外界的想象，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壁垒的社会神话。“考公”被戏称为“玻璃房里的考试”，但真正进入体制却并非“玻璃房”中的透明生活，而是一次进入闭环系统的社会分层再生产。

“疫情”则成为加剧这一趋势的关键节点。2020年起，疫情使得企业招聘锐减、经济预期转弱，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选择迅速向“稳定”倾斜。一些研究称，这种突发性危机带来了典型的“风险社会放大效应”（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危机不仅改变了就业市场的结构，更在心理层面重塑了一代青年的风险感知。面对高失业率与市场不确定性，年轻人将进入体制视为“求稳”的理性选择，同时也是一种“避险”的情绪性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