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技术乐观主义者的育儿指南
Sam Altman, Garry Tan, Naval Ravikant...
“我感觉这有点像在1750年工厂到来之际，
我们仍在培养孩子成为优秀的铁匠或鞋匠”
AI时代：能动性、自主探索、意志力和决心
波士顿三个孩子的母亲朱莉娅·怀斯去年二月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了一种新的育儿焦虑。文章题为《人工智能前夕的育儿》，旨在回答一个以往畅销育儿大师从未提出过的紧迫问题。“我感觉这有点像在1750年工厂到来之际，我们仍在培养孩子成为优秀的铁匠或鞋匠，”她写道。
“我们周围的家庭仍然非常专注于在学校取得好成绩、考上好大学、拥有一份好工作、过上好生活。 ”
她认为，这种现实将在她孩子的有生之年消失。

Wise 和她的丈夫 Jeff 经常思考这些问题。他们属于一个名为“有效利他主义者”的社群，该社群多年来一直在推演各种人工智能场景，既有美好的，也有极具破坏性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感觉这些场景并不适用于自己的生活。但随着人工智能发展的加速，Wise 和从事生物安全和疫情检测工作的 Jeff 更加担心他们的孩子（分别为 4 岁、9 岁和 11 岁）的未来发展。他们担心各种可能性，从人工智能让不法分子更容易释放肆虐全球的病原体，到他们的孩子与一个情绪化的超级智能产生联系。“我们和我们认识的一些家长一直在想，好吧，看起来未来一二十年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那对于我们如何让孩子为这个世界做好准备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她告诉我。

我们最近交谈时，怀斯描述了她对孩子们未来的几种展望：

1. 他们不需要职业，因为“我很担心发生灾难，我的孩子可能活不到成年。”

2. 世界将成为一个辉煌的后稀缺乌托邦，没有人需要工作，我们都能获得全民基本收入。

3. 人工智能取代大多数工作，传统职业不复存在，人类的工作被边缘化，只能扮演有限的角色。

4. 灾难降临，但只有一部分人会死去，幸存者需要在末日后生存，或许会像狩猎采集者一样。（怀斯对这种可能性并不乐观。她的两个大孩子是女童子军，但她告诉我：“我们去露营，结果都生不起火。”）

撇开灾难性的风险不谈，怀斯和她的丈夫或许可以算得上是一群焦虑的父母，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甚至不知道是否该做。她在文章中承认，在1750年停止培训铁匠和鞋匠还为时过早。“我不想成为一个疯子，因为错误地认为一些奇怪的事情即将发生，而无法让我的孩子们为他们未来相对正常的未来做好准备，”她写道。

“但从更分析的角度考虑，”怀斯说，“我并不期待一切恢复正常。”

每个社会都会根据当下的需求培养孩子。从亚历山大大帝到摄政时代四处奔波的贵族，精英们都聘请私人教师，将他们塑造成世界级的博学者，或者至少是善于社交的闲人。在美国主要以农业为主的时代，只有一间教室的校舍里，老处女们用麦格菲的《折衷读本》进行道德教育，用关于搅拌黄油和牛后腿尺寸的故事题来教授算术。随着19世纪工业的兴起，学校里摆放着整齐的课桌，每小时都会响铃，还有一位像领班一样的老师，他们培养出准时、温顺的工人来为新工厂服务。千禧年的精英主义，以及其简历上铺满的成就轨迹，造就了大卫·布鲁克斯笔下的“组织小子”，一个努力奋斗、日程安排过满的墨守成规的孩子，他们被精心设计，以便在拥有资质的精英阶层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然而，当前的挑战在于，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哪些特质或技能会有所帮助，人们完全缺乏共识。即使是那些整天思考科技将如何改变未来的父母，也在努力寻找一个古老而又紧迫的问题的答案：如何最好地养育孩子。“我们都在思考这些问题，”硅谷资深人士（Twitter、谷歌、Facebook、Coinbase、Andreessen Horowitz）Rachael Horwitz 说。她是一家加密货币风险投资公司的首席营销官，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孩子们是否都应该像“人工智能教父”Geoffrey Hinton 建议的那样去上职业学校？还是应该去魅力学校？Horwitz 开玩笑说，对于对人工智能免疫的孩子，父母应该“不废话：培养 ENFJ”，即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中的“外向直觉情感判断”类型。 “你不必懂技术，”霍维茨说道，她的职业生涯都在工程师主导的公司中度过，属于非技术少数群体。“你越不官僚越好。我认为我们将进入一个让这类人才价值翻三倍的世界。”孩子们现在还需要知道这些知识吗？Anthropic 联合创始人本·曼恩 (Ben Mann) 最近在一次采访中沉思道，如果是十年或二十年前，他可能会让女儿参加大量的课外活动，以便她能考上一流学校。“但现在，”他说，“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了……事实将会被淡忘。”

人类很可能无法现实地想象超级智能——一个快速、递归地自我提升的地球外星生物——将如何以及以多快的速度重塑事件的进程。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未来就业报告》预测，65% 的幼儿园儿童最终将从事“尚不存在的全新工作类型”，而《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诺亚·哈拉里则认为，世界可能会日益分化为认知精英和“无用”的底层人群。即使是技术乐观主义者也承认，孩子们所需技能的进化速度比学校发展的速度更快，而且最理想化的人工智能结果在其细节和问题上仍将完全无法辨认。（如果我们都不再需要工作，无意义和过度放纵是否会导致全人类陷入倦怠和痛风危机？）那么，当未来突然变得更加不确定时，你该如何保护你的孩子的未来呢？

就在疫情爆发前，西雅图的执行顾问爱德华·内夫劳蒙特 (Edward Nevraumont) 开始痴迷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当时，第二个 GPT 模型刚刚发布；它的行为举止就像你最愚蠢的叔叔——挑战事实、漫无目的、自我重复——但却展现出巨大的潜力。“我看到了不祥之兆，”内夫劳蒙特告诉我。“这一定会发生。 ”这位四个孩子的父亲几乎立刻就意识到，这项技术将给传统学校带来一场生存危机。“世界上很多东西都依赖工作量证明——大学申请、推荐信、感谢信——而这些证明的唯一价值就是时间和精力，”他说。“传统的教育模式教导说，努力才是最重要的，”但在一个任何拥有免费 ChatGPT 账户的人都可以轻松付出努力的世界里，这种说法变得毫无意义。“人工智能，”他说，“会消灭工作量证明这种东西。”

作为一名顾问，内夫劳蒙特开始帮助私募股权公司学习如何将人工智能付诸实践。去年，由于对孩子们在西雅图接受的教育感到失望，他举家搬到了德克萨斯州，以便让他们就读一所与众不同的学校。

Alpha 学校于 2014 年成立，最初是奥斯汀一所小型 K-8 私立学校，凭借诱人的宣传，从斯科茨代尔到旧金山，又开设了 15 个校区。Alpha 声称，利用其人工智能数字平台，学生每天只需上两个小时的课，但学习速度比在普通学校快 2.6 倍。学校将这个整合专有和第三方应用程序的平台命名为“TimeBack”。利用新解放出来的时间，学生可以专注于学习 Alpha 联合创始人 MacKenzie Price 认为标准化教育忽视的生活技能，例如创业和培养“成长型思维”。在旗舰校区，二年级学生要想升入三年级，必须完成一份清单，其中包括在 35 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内跑完五公里；以“零填充词、120-170 [wpm] 的速度和 90% 的置信度”完成两分钟的 TED 风格演讲，由一位名为 Yoodli 的人工智能演讲教练评判；并打电话给“同龄人的父母”以“独立计划和安排玩耍约会”。在 Alpha 的中学，项目包括启动和运营 Airbnb 以及驾驶船从佛罗里达航行到巴哈马群岛。

Alpha 在那些对成就之路——也就是通往办公室白领生活的老路——感到失望的家长中积累了一批粉丝，但他们却对孩子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辉煌成就充满热情。Alpha对如何为孩子的未来做好准备（让他们在学校里表现更好）这一问题的回答，引起了硅谷一个颇具影响力的阶层的共鸣，这个阶层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普通教育实际上就是在运行遗留代码。他们的批评大致如下：能力比学位更重要，创造力胜过死记硬背的知识，传统学校扼杀了个性，并助长了习得性无助。

最近一个周四的早上，我去了奥斯汀的阿尔法学校，看到学生们排队下车——特斯拉、悍马、保时捷卡宴、另一辆特斯拉、奔驰 G 级——感觉就像这座城市涌入的异端播客和硅谷难民一样。（阿尔法在奥斯汀及周边地区的众多学校的学生中，有科技投资者兼 Substacker 创始人伯恩·霍巴特 (Byrne Hobart) 的孩子，也有 Lambda School 创始人、现为人工智能训练营的奥斯汀·奥尔雷德 (Austen Allred) 的孩子。）第二级学校大约有 30 多名四五年级学生，他们一天的活动以“晨间发射”练习开始，今天的练习是将球射向不同难度的目标。然后，他们拿起笔记本电脑散开——大多数人坐在面朝墙壁或窗户的桌子上，少数人坐在类似付费电话亭的“禅修亭”里集中注意力，其他人则坐在豆袋椅上。他们每个人的屏幕上都有一个仪表板，上面显示每个核心科目的不同颜色的环，当他们完成当天分配的阅读、练习和测试时，这些环就会填满。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有些学生花了接近三个小时而不是两个小时），二级班的孩子们安静地学习，按照自己选择的顺序从一门学科转到另一门学科。每个学生的作业都设定了个性化的难度等级，他们只有在达到 90% 的“掌握度”后才能进入下一年级——换句话说，这是能力的证明，而不是努力的证明。这意味着一个孩子可能在一门学科上领先，但在另一门学科上却落后。史密斯是一个乐观的九岁男孩，留着滑板运动员般的刘海，戴着一顶反戴的棒球帽，大约四周前他还一直在接受家庭教育。他告诉我，他的阅读水平相当于幼儿园水平，但他已经完成了一些四年级的学习清单上的项目，包括爬 110 层楼梯。

与此同时，Alpha 的 AI 监考员不仅记录着学生屏幕上的内容，还通过笔记本电脑摄像头记录着他们的眼球运动和面部表情。所有数据都被传输到 Alpha 的“视觉模型”中。如果学生分心，软件可能会显示一条消息（“匆忙回答问题不是一个好习惯”），或者提醒“指导员”（Alpha 指房间里的一位成年人，负责在学生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仪表盘上监控他们的进度）。

尽管Alpha平台看起来充满未来感，但它背后却根植于古老的教学理念。定制课程计划和“学习到90%精通”的理念都源自教育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 Bloom）的研究成果，他的研究成果在教育科技领域近期再度兴起。1984年，布鲁姆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一对一辅导下，“接受辅导的学生平均成绩高于对照组学生的98%”。这被称为布鲁姆的“二西格玛问题”——这个“问题”指的是，很多孩子永远无法获得一对一辅导。或许，直到人工智能出现。

其他教学原则也在发挥作用。曼哈顿的风险投资家莎拉·科恩告诉我，在为她7岁的女儿寻找学校时，“我走遍了所有最好的学校，没有一所热门的私立学校采用间隔重复法”——以越来越长的时间间隔复习所学内容——尽管许多研究表明，这是保留新信息的最佳方法之一。十年前，科恩对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为海军开发的用于培训IT人员的数字导师进行了尽职调查，发现其结果“令人震惊”。从那时起，她就一直对“AI导师”着迷，并多年来一直在关注Alpha。上个月，纽约校区正式开放，她成为了20多个“创始家庭”之一。她女儿的两个新同学离开了霍勒斯曼学校，来到Alpha就读。

即使资金充足，这种方法也并非人人适用。（阿尔法奥斯汀学校每年的学费为4万美元。）并非每个8岁的孩子都愿意每天数小时盯着屏幕学习。全国各地的学校董事会对普莱斯过去尝试创办阿尔法式特许学校的举动反应冷淡，甚至充满敌意。现在还无法判断选择效应——阿尔法学校的家长通常聪明、积极、经济条件优越——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学校早期取得的优异学业成绩，包括2025届学生的平均SAT成绩1530分，2026届学生的平均SAT成绩1420分。

那天早上，在 Level 2 教室里，一个坐在课桌旁坐立不安的男孩从椅子上滑落到膝盖上。这时，一位名叫诺亚·罗德里格斯 (Noah Rodriguez) 的指导老师温柔地哄着他：“嘿，伙计，我们能正确地坐在椅子上吗？谢谢，伙计。” 罗德里格斯于五月加入 Alpha Austin 担任指导老师，此前，他在圣安东尼奥一所公立中学担任了两年的数学老师。他很喜欢这份工作，但“白天有太多事情让我们感觉只是为了做而做，”他告诉我。尽管如此，在 Alpha，他不得不适应这样一个事实：传授知识不再是他的工作。如果一个孩子在数学上遇到困难，罗德里格斯的角色不是教，而是指导：他需要休息一下吗？也许他应该喝点水？如果孩子连续答错三道题，重新复习了所有相关材料，但仍然卡壳，他们可以预约与学科专家进行在线辅导。 “很难不想帮忙，但我正在让他像一个自主学习者一样思考，”罗德里格斯告诉我。“看到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真的很酷，因为他们会兴奋地想，‘哦，我不需要老师告诉我该做什么’。 ”

马特·贝特曼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在学校担任他所谓的“内部哲学家”，他认为“1000% 个性化”学习，即学生推动自己的进步，与生活技能练习相辅相成，这些练习“旨在通过示范和实践让学生相信，他们可以做不可思议的事情，推动自己，并且这样做是值得的。”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在向同学求助之前，需要“在三个地方寻找丢失的物品”和“尝试解决问题”。那天午饭后，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分成几组。一个小组参加了Chopped风格的比赛，练习合作以及给予和接受反馈；另一个小组参加了一个名为“恐惧因素”的研讨会，在会上他们学习如何指导同学克服恐惧并面对自己的恐惧。

贝特曼称之为“能动性”的自我导向特质，最初在他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时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举了一个“在餐厅点菜单外的菜的小例子。你不会被菜单上的选项所束缚。当你发展出这种思维方式——所有的选择是什么？我的能力是什么？ ——它就具有强大的道德力量。”这与他所说的“耐心”截然相反：“宇宙正在对你施加影响。”贝特曼在他位于奥斯汀的房子周围安装了钉板，钉板的下半部分挂满了美术用品、工具和电池（当电池没电时，他的孩子们知道电池在哪里可以买到新的）。最近，他还让穿着尿布的两岁孩子爬上了一架八英尺高的梯子。

最近，在X、领英以及其他硅谷思想领袖聚集的平台上，“能动性”（agency）已经成为一种用来形容创始人区别于普通人的特征的词语：积极行动，愿意无视反对者，坚信“你就能做成事”。将这一哲学概念转化为流行语的功劳有时要归功于埃里克·温斯坦（Eric Weinstein）。他是一位阴谋论倾向的数学博士（他认为关于不明飞行物（UFO）以及他自己的物理学理论等的真相一直被压制），曾在泰尔资本（Thiel Capital）工作。2016年，他出现在《蒂姆·费里斯秀》（ The Tim Ferriss Show）节目中，将“高度能动性”描述为创新者的必备素质。 “当有人告诉你某件事不可能时，”他解释道，“这是否意味着谈话的结束，还是会在你的脑海中开启第二场对话——该如何应付那些刚刚告诉你不能做某事的人？那么，我该如何摆脱那个告诉我不能进这家夜总会的保镖呢？我的信用记录很差，而且没有任何经验，我该如何创业呢？ ”

在过去三年中，随着“agent”和"agentic”成为技术词汇，这一概念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指的是能够自主行动的下一代人工智能，它们不仅能规划行程，还能帮你预订机票、酒店和餐厅，并能应对途中遇到的问题。在这种新背景下，人类的代理能力已经成为一些人所认为的标志，即在人工智能盛行的未来，赢家和输家之间的分水岭。即使在原始智能被智能机器商品化之后，选择做什么的角色仍将是一种由人类控制的稀缺资源。人们认为，那些训练自己决定重要的事情并追求目标的人，将比那些更被动的人拥有明显的优势。

OpenAI 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表示：“自主性、意志力和决心可能会非常有价值。”

创始人兼投资者 Naval Ravikant 表示：“如果你是一位高能动性人才，那么现在就是你生存的最佳时机。”

Y Combinator 首席执行官 Garry Tan：“*能动性*现在是我们要教给孩子的最重要的特质，并且会对任何人的人生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

“高能动性”已成为对抗人工智能崛起的防弹衣，也成为某些父母在养育孩子时追求的理想人格。精明的父母会用“高能动性”的孩子来保护自己，防止孩子长大后成为令人畏惧的NPC（对世界默认配置的盲从者）或“盲从者”。这在自动化时代重新诠释了杰夫·贝佐斯为何让孩子在4岁时接触锋利的刀具，在8岁时接触电动工具。（他曾引用当时的妻子麦肯齐·斯科特的话说：“我宁愿要一个有九个手指的孩子，也不愿要一个没有资源的孩子。”）“如果你拥有发展知识的能力和能动性——如果你拥有这些，你可能会做得很好，”内夫劳蒙特说。

但是，在学生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自主能力之前，Alpha 非常注重如何激励他们，并为此推出了不同的学校，安排不同的下午课程。在位于奥斯汀另一个地区的 NextGen Academy，完成上午工作的回报是下午专注于电子游戏，并通过团队合作和学习如何成为游戏 YouTuber 等方式学习生活技能。（“很难让妈妈们同意，”一位 Alpha 内部人士承认。）在 Alpha Austin，完成清单项目等可以获得 Alpha Bucks——这是学校精心设计的游戏化奖励系统的一部分。这些钱可以用来购买 Labubu 或 Pokémon 盒子等玩具，犯下“不友善的语言”或“非建设性批评”（罚款 15 Alpha Bucks）和“欺凌”或“因鲁莽伤害同伴”（罚款 30）等违规行为也会失去它们。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36名二级学生围坐成一圈，参加每周一次的“市政厅”会议，他们在这里实践着类似雅典民主的理念。会议开始前，任何学生都可以提交一份提案供审议。

议程项目很多都与礼仪有关：一些孩子在二级群聊里用“6 7”这个无意义的表情包刷屏；有人在禅修亭的墙上乱涂乱画。一场更长的讨论是关于“意大利脑残粉”的，比如一只名叫Tralalero Tralala的穿耐克鞋的鲨鱼，这种AI垃圾表情包简直是垃圾。一些男孩跑来跑去大喊“Tung Tung Tung Sahur”（另一个脑残粉的名字，一个挥舞着棒球棒、长着一张脸的木制圆柱体），把一些女孩逼疯了。在一位名叫Elaina的学生描述了叫喊的问题后（​​她是本周议程中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其他孩子也举起了手。

“脑腐就是在嘲笑上帝，”一个男孩认真地说。

“这真的很烦人，”一个女孩说道。

接下来，是秘密投票的时间，决定是否禁止除午餐或课间休息外，大声喊叫“脑残粉”。孩子们身体前倾，额头贴地，闭上眼睛。一个西瓜头的男孩大声宣读着投票选项，孩子们举起手背在身后，表示他们的选择。

碗状剪裁似乎在统计投票数，然后宣布“禁止那些胡言乱语，就这样吧。一、二、三”，围成一圈的孩子们齐声鼓掌。

阿尔法学校为养育自主型孩子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其他建议则更为激进。今年1月，拥有300万粉丝的拉维坎特，除了是一位著名的硅谷投资者之外，还是一位X格言家（“‘共识’只是‘平均’的另一种说法”），他在亚马逊上发布了一本名为《主权孩子》（The Sovereign Child）的自出版书籍的链接，并称其为“我读过的最重要的育儿书籍”。这无疑是第一本直接进入那种极端网络科技未来主义者边缘系统的育儿书籍，这类人永远不会想到去读《育儿大全》或《贝基医生的内在美》。在接下来的48小时内，作者亚伦·斯图普尔（Aaron Stupple）的这本书就售出了1.8万多册。后来，拉维坎特与斯图普尔一起参加了蒂姆·费里斯秀的一期节目，斯图普尔在节目中谈到了他和他的妻子如何在食物、睡眠和屏幕方面对孩子进行无限制的约束，甚至允许他们在屋内玩悬浮滑板。

Stupple是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一名医院医生，但他之前曾担任高中和初中教师，短暂地关注过“有效利他主义者”（Effective Altruists），后来成为一名技术乐观主义者，并对量子计算理论创始人David Deutsch的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Stupple的著作呈现了他对Deutsch共同创立的育儿哲学“认真对待孩子”（Taking Children Seriously）的当代诠释。在《主权儿童》（The Sovereign Child）一书中， Stupple认为强制执行规则会造成四种具体的危害：与父母的对抗关系、对孩子自信心的损害、对为什么要做某事感到困惑（刷牙是为了预防蛀牙和口臭，还是因为不刷牙会被骂？），以及对如何独立解决问题感到困惑。

TCS在20世纪90年代初个人主义盛行、后玛格丽特·撒切尔时代的英国曾一度风靡一时，它完全回避了大多数育儿争论的核心：从放任到专制，理想的平衡点究竟在哪里？相反，它认为孩子是具有自主道德的个体，应该与成人平等对待。这意味着，从最纯粹的TCS角度来看，它应该避免任何形式的强制。它部分基于卡尔·波普尔的认识论，认为孩子应该只通过自我激励的假设检验来获取知识——换句话说，他们应该通过反复试验来学习。

在Stupple看来，TCS基于第一性原理、在认识论上严谨的方法是养育孩子应对完全不可知的未来的唯一明智之举。在他看来，在对未来几十年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说孩子应该学习特定的知识体系，就像托马斯·马尔萨斯在不知道作物基因学能够避免他所预测的饥荒的情况下，根据人口趋势推断灾难一样，是错误的。Stupple认为，他正在培养孩子们应对未来世界的能力——他非常赞同“人工智能乐观主义”——而不是我们已知的世界。“在‘主权儿童’的育儿框架中，自主权就是一切，”Stupple告诉我。“我认为，我们父母那一代人的传统观点是，你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现在，你只能靠自己，去冲浪。旧的策略在新世界中会被淹没。”

虽然斯图普尔和他的妻子并不固执己见地强迫孩子接种疫苗，但他们在规则方面却是绝对主义者，完全摒弃规则，主张父母和孩子共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TCS 吸引了斯图普尔的妻子，一位传染病医生，因为她直觉孩子们可以在饮食和睡眠方面自我调节。（它也提供了一种务实的方式来管理五个孩子。）起初，他们心存疑虑，担心大女儿看《小猪佩奇》的时间太长，而且为了看剧熬夜到很晚。当他们的儿子对学校或其他孩子不感兴趣时​​，他们担心让他待在家里会阻碍他的社交、教育和认知发展。像所有父母一样，他们也担心营养问题。转向“非学校教育”——没有课程的在家教育——让一切变得更容易。它消除了时间安排的压力，从而消除了调节睡眠时间的摩擦。

最近一个周六，我来到他们位于马萨诸塞州洛克威尔小镇的家做客。小镇上随处可见美国国旗、烟草烘干仓和原住民纪念碑。他们七岁的大女儿在院子里，手里捧着一只蟾蜍，旁边是她四岁的妹妹和六岁的弟弟。然后，他们围着父亲，把听诊器放在他剃光的头上。一岁半的双胞胎儿子在草地上蹦蹦跳跳。

当代中等紧张的家长如果和 Stupple 一家待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偶尔感到不适。那天，4 岁的孩子危险地站在一个滚烫的烤架旁边。或者，7 岁的孩子盯着一只蜘蛛说：“我们把他烫死吧”，然后就照做了，把蜘蛛扔到 600 度的韦伯烤箱盖上，看着它发出咝咝声。当她用手捂住 Stupple 的嘴，让他话还没说完，我以为他会挣脱，但他却忍了出奇的久。还有一次，4、6、7 岁的孩子从 Stupple 搭建的临时绿色塑料围栏里逃了出来，因为他们发现隔壁有人在开挖掘机，想去查看，但这意味着要沿着一条交通繁忙的乡村道路行走。当天晚些时候，我们挤进一辆本田奥德赛，前往路边一个景点，孩子们可以在那里挖掘化石，在沙质河床上淘宝。这时，双胞胎中的一个不停地把湿沙扔出去，或者把沙子塞进衬衫里。回到家后，同一个孩子打开了一个厨房台面下的橱柜门，任何孩子都可以随意打开。里面堆满了巧克力曲奇、松饼、巧克力棒、迷你纸杯蛋糕、肉桂卷、爆米花和蜂蜜面包。冰箱里有一个脚凳，里面装满了冰淇淋和冰棍。

在某些方面，自主育儿法并非放任自流，而是比其他育儿方式更耗费人力和精力。（Stupple 家有熟悉家庭教育的全职看护人员照顾孩子，这并非小事。）当孩子们开始朝马路走去时，Stupple 会用一种真诚好奇的语气问他们在做什么，然后本着共同探索的精神跟着他们。蜘蛛的死亡引发了关于动物伦理的讨论：“为什么你想炸蜘蛛而不是蟾蜍？”当这个嘴里含着奶嘴的四岁小女孩掀开燃烧的烤架的盖子时，Stupple 仔细地观察着。然后，当他指导她如何调低韦伯烤箱的炉头以及每个旋钮的旋转角度时，这变成了一堂即兴的分数课。还有一次，Stupple 把手放在孩子们和烤架之间，当他们开始在烤架附近玩耍时，他把手推开了。 “‘别靠近热炉子’之类的话会毁掉一切，”他说。“这个世界有太多值得学习的东西了。”

客厅里，大一点的孩子开始在家具上攀爬，在红色沙发上蹦蹦跳跳，在蓝色沙发上爬。后来，其中一个孩子灵机一动，从蓝色沙发的扶手上跳到红色沙发的座位上，有时会发出沉重的“砰”的一声。“我们能跳一次吗？”斯塔普尔试探着问。“每人一次？”孩子们笑着不理他。“玩个‘麻烦’游戏怎么样？”没人买。他们乐呵呵地继续玩着手头的事。

这时，一个蹒跚学步的双胞胎出现了。“哦，天哪，”斯塔普尔说道。他扫视了一下客厅，看看有没有危险，然后把一盏落地灯移开，又把蓝色沙发侧放起来，这样爬上去就更困难了。

“好吧，这家伙正试图爬上来，然后跳下来，”斯图普尔谈到那个淘气的双胞胎时说。“他模仿兄弟姐妹的动作真是太酷了，这体现了独立性。”斯图普尔迅速在沙发下放了一些垫块和其他楔子，这样这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的兄弟姐妹就无法把它推倒。由于爬不上去，这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就在下面玩“堡垒”游戏，他的兄弟姐妹们很快就加入了进来。

批评人士认为，“主权儿童”式育儿模式的风险——除其他诸多方面外——在于培养出知识缺口巨大、缺乏界限感的孩子，并浪费了孩子神经可塑性处于巅峰时期的发育期。拉维坎特表示，他在家中实践了斯图普尔30%到50%的育儿理念，但在某些基础学科上划清界限，坚持让孩子学习数学和阅读。“什么是创造力？”内夫劳蒙特问道。“创造力是指在不同事物之间建立新联系的能力。只有当你了解这些不同事物是什么时，创造力才有效。”

和所有父母一样，斯塔普尔希望自己的孩子快乐自信，在世界上蓬勃发展。如果孩子愿意，他全力支持他们学习数学和阅读，但他不认为某些科目比其他科目更重要。“我认为数学被盲目崇拜了。它是一种向人们展示你很聪明的分类机制，”他说。他认为，知识只有自然而然地获得才能真正持久。“我的孩子们知道很多东西，”斯塔普尔说。他认为，他们在这个年龄从传统学校学到的东西比他们能学到的要多，而且他毫不掩饰地说，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 YouTube。最大的孩子读《狗人》和《小屁孩日记》，能计算基本的百分比。4 岁的孩子认识字母和数字。6 岁的孩子“对阅读和数学不感兴趣”，但“他了解太阳系如何运作，什么是 DNA，什么是病毒，各种动物的所有显著特征，以及电的工作原理”等等。 （在我拜访期间，他多次沉浸在有关食人鱼和臭虫的视频中。）斯塔普尔反驳道，如果神经可塑性窗口期是你发展激情、认识论、自主性和幽默感的时候呢？他的女儿喜欢为了写作而写作：“她想写一篇关于她假期的文章，”他告诉我。

尽管朱莉娅·怀斯认为孩子们能接受灵活的教育，在导师的指导下，拥有大量的户外时间和体验式学习，这很好，但她和丈夫还是把孩子送到了普通的公立学校。在家上学并不适合他们，而且疫情让她明白，孩子们待在家里也未必会更开心。但她确实预计，如果普通工作逐渐消亡的未来开始显现，会有更多人，尤其是那些孩子不喜欢上学的人，开始让孩子退学。

至于她自己的孩子，超级智能改造后的未来的前景“让我更加重视他们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怀斯告诉我，“并且让他们在中期做一些让他们感到愉快的事情。”她正在上小学的大女儿拉得一手好小提琴，现在开始跟着爸爸去听民谣音乐会了。她已经错过了一些周五不去上课的机会，学习成绩因此受到影响。怀斯和丈夫认为，到了中学，他们会更严格一些，但这仍然是一个持续的话题。“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她成为学业顶尖高手，她真的很喜欢这些音乐活动，而且她正在发展自己的一部分。如果人类最终不再需要赚钱，那么演奏民谣音乐似乎是一项高尚的职业。” 而这种古老的、手工制作的产品或服务，与儿童保育和管道安装等高接触性技能一样，在当今这个人类无产阶级必须勉强维持生计的艰苦世界中，或许仍然具有价值。怀斯说，她对三个孩子的学业成功不再那么担心了。

“我最能感受到的，是这种与成就文化相关的冷静，”蕾切尔·霍维茨在谈到她硅谷圈子里的家长时也附和道。“现在，关于如何过上好日子，大家的态度完全开放。有一种奇怪的放松。他们放松了压力。”风险投资家查马斯·帕里哈皮蒂亚最近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他的儿子告诉他，因为这种文化，他只考虑东南联盟（SEC）的大型州立学校；两年前，帕里哈皮蒂亚说：“我会惊慌失措”，但“现在我会想，‘这其实是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在社会上适应良好，在心理上应对各种失败。你明白吗？”

就怀斯而言，她对哪些品质将至关重要“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但当她列举诸如韧性、灵活的技能组合、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她认为在未来大多数情况下仍将发挥价值的事物时——例如烹饪、建筑、园艺和探索等体力活动；自我调节、同理心、友谊和冲突管理等情感技能；以及音乐、写作和游戏设计等创造性追求——她听起来很像那些高调的机构推销员。不过，她指出，其中很多都是她已经认为很重要的东西。

怀斯在她2024年初的文章中写道：“我试着多做点‘蚱蜢’，少做点‘蚂蚁’。人生苦短，就当如此。多去旅行，即使这意味着缺课，多拥抱，多做点让他们开心的事。” 她的一位朋友建议说：“最好不要让孩子们的自我形象过于围绕着事业来建立。”

亲眼目睹婆婆因癌症去世，这让她在面对如此多的不确定性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处事方式。怀斯当时刚生完孩子，和婆婆的父母住在一起。“她本来会成为一位非常棒的祖母，”怀斯说。这让她深刻体会到生命转瞬即逝的珍贵。她很喜欢C·S·刘易斯在1948年全球核毁灭似乎真的有可能发生时所写的一句话：“如果我们都要被原子弹摧毁，那就让原子弹来临时，我们能做些明智而人性化的事情……而不是像受惊的绵羊一样挤在一起，脑子里想着原子弹。”

爱德华·内夫劳蒙特对人工智能的潜力更为乐观，他认为，即使是最普遍丰富的人工智能世界，也不意味着人类会被边缘化。他以艺术史为例，研究艺术史是“为知识而知识”，但在我们用机器创作艺术的时代，艺术史可能变得至关重要。只有艺术史才能提供词汇、背景和联系，以及他所说的“可能性空间”。此外，“如果社会极其富裕，就会有地位之争，就会有与地位相关的工作，”他说道。他指出，人工智能在国际象棋方面的水平比马格努斯·卡尔森“高出一个数量级”，但没有人会去观看人工智能国际象棋引擎之间的对弈，而且下国际象棋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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