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圣地的近郊区
1943年11月10日至44年3月6日，萧军携妻子儿女，到距离延安十几里地的川口区碾庄、王家沟、刘庄一带，做了四个月农民。届时的延安已经堪称“文明社会”，在这个解放了七八年的郊区，他们看到的农村是何景象？农民对于边区政府和共产党又是何等印象？（下列引言均出自《萧军延安日记》）

此地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一个女孩没裤子穿。

剪发的女人有一双明亮灵活的大眼，米脂人，今年只有二十五岁，她悲叹自己的命苦，丈夫不准她读书，她会纺线，但不能生产。把一个六岁的女儿典出去了一石粮，现在全家就食此粮。

看到农民们辛苦的获得一粒粮食，由早到晚，却被一些革命的痞子和奸细吃了，这使我非常痛恨。

晚饭后到村长家，他那个小儿子问我：“你又来要什么来了啊？”“我来要你—–”我虽然和他玩笑着，但孩子这话却给了我启示，这说明，‘公家人’到百姓家中是‘索要’没有给予。

晚间到姓刘的家里去，两个拖着鼻涕的孩子，光屁股坐在冷土炕上，而这些清苦农民们对孩子以虐待为爱惜！这真是半动物性的生活。

冯老汉……村长两个青年劳动力，只出了七斗公粮，是个滑头；他却出了一石。

离延安仅十几里路的村庄，竟像隔了千百里，这里的人民除开送粮草的义务以外，似乎什么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宣传也接不到，看不出他们和这革命政府有什么思想、感情等联系。没有报纸，没有经常的宣传，一句话，看不到政府的工作，党的工作在哪里。

听说冯老汉的儿子冯文英在这村里当教员时打了一份报告，就有了被托派利用的嫌疑。

房主人姓刘，有五十二岁，老夫妇，老婆性燥，口利，曾生过十六个娃儿，竟一个也没活。
我很不敢问一些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他们总是诉说公粮的数目多，而我又是吃公粮的人。
代耕主任刘永庭……他的女人生过五个娃，但全没活。

这里离延安仅二十里路，但却像隔了一个世界。这些县政府的人们办事缓慢得惊人！

这一家人的命运使人们全感动！因为两年中竟把四个孩子全死了。

这里的居民只感到对公家尽义务的负担，却不见权利的享受，比方一些工作—除开要粮草及人工外—其余的文化、卫生、教育……在这里是看不见的！（从死孩子的惊人数目可知）这使我想起了一些外国传教士们底厉害了。他们在直观上，只有布施没有需索，而且是有‘韧’性战的。这一点共产党差得远的。这里的人民对于共产党和政府是没有思想、感情上的连结的，他们只感到‘谁坐皇帝给谁纳税’的义务啊！

第一年六斗，二年一石五，三年三石，七千贷金—这是李老汉的纳粮。他是李鼎铭的孙子辈。

一元法币可换十元边币，一元白洋一百元法币。

夜间替高虎家算帐，本乡共出了二十几万慰劳费—唱戏三万，给军队二口猪，三头羊—-算为新年慰劳费。刘庄共摊了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元。

二百五十元称了二斤枣，一百五十元称了二斤葱，吃了一百元枣糕，给鸣儿及芬带回了两个火烧一百元……

那老人忽然和我谈起前清……光绪年间……有主子，有地的纳粮，无地的纳税，官兵全有饷，馍只六个麻钱一个……今刻……

夜间在刘怀民家，他说在革命前自己有近三百垧地，一年能打三十石粮。牛、羊被东北军杀了，粮吃了，地被共产党分了，自己以中农身份参加了革命，……

刘永廷的老婆……幼年时曾在天主教堂读了二年书，供吃、住，……她对于洋堂存着留恋，过门时曾给过一对银耳环、首饰，却被贼偷了。

这里的人民正在深深地被鸦片和赌博困迷着。

王兴甲大声地述说自己听过吴满有（按：边区著名的劳动模范）演说的意见：这吴满有就是拦羊的吴XX的儿子，他上台说话了……我们出的粮多不算多，少也不算少……我们要好好生产，一年要打下三年的粮食……。我听了手也没拍就走了，他在说风凉么！他并不劳动啊，公家却还给他一头牛，一头马，还有种地的刈……。

二斤盐四万元，一碗面条一百元，一斤饼一万元，一斤羊肉七百元。玉米一千二，黑豆二千元。

听王兴姚说碾庄剧团中又发现了一百多有政治嫌疑的人。

刘光喜原来是赌徒和巫神出身，最近还在贩卖鸦片烟。他向那戏子比着手势，买了六两鸦片 三万多一两……

烟和赌在这村几乎公开流行着。

王兴甲是难民，革命后来碾庄，革命给了他土地和窑，如今多出几斗公粮，他却怨恨起政府来了。这就是说，一个农民一到了满足状态，他们的革命性就消灭了，甚至变成了革命的敌人……这倒是一篇小说的主题。

边区政府征收公粮，激起逃亡和民变的事，“日记”也有记载。如1942年2月8日“第一年增征救国公粮五万石，激起了民变。第二年九万石，有的自杀、怨难。第三年……二十万石……”（上卷P401）从《萧军日记》中物价等处看，1943年成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只打造了“陕北的好江南”屯田基地南泥湾，并未惠及边区百姓。

其实，萧军下乡不是以此为题做社会调查，故其所见所闻完全意外、匪夷所思。看来，地不分南北，共产党根据地的人民，为革命做出巨大牺牲是一样的；工农红军虽然改编成八路军，在根据地竭泽而渔的惯例则一仍其旧。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率部转战而去，根本就没打算回来，随即将供养了他们十年的老区人民抛诸脑后。直到六七十年代，边区人民只能以其极度的贫困，迎接北京等地前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让他们瞠目结舌云云。

---启麦：萧军日记：延安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