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1990 年代初,中国还出现过陈寅恪热,推崇“独立之人格、 批判之精神”。
吴:我倒觉得这正是对当时缺少这些东西的一种反省和呼喊。经 过“八九”,人们很明显地经历了从八十年代那种有精神追求、具备 一定独立思考,到“八九”之后总体上丧失了这些特点,成为单纯个人私利的追求者。刚才说,“国家”与“社会”分化是个进步,但放在中国的长期历史进程中来看呢,也不能不说有某些退步。怎么退呢?就是退到传统的政治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那种知识界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知识界你搞你的专业,你可以通过专业得到各种物质好处、甚至荣誉等等,但你不要批评政府。我这一代人的这种变化很明显。甚至可以说,六四毁了中国知识分子,六四也毁了 77 级、78 级这一代人。
当知识分子与国家有某种合作关系的时候,不一定就是国家在 主导知识分子;当两者关系紧张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反抗 国家。事实上,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更多地是知识分子占据 思想上的主导地位;八九之后这三十年,国家采取了以钳制言论为主、同时高价收买的政策,又打又拉,在根本上是与知识分子处于对 立地位的,但大批知识分子却对此采取了臣服的态度。这种态度,即使有参与到国家决策之中的机会,和传统权威主义下读书人通过科举、仕进求荣华富贵似乎更类似一些,说不上什么“思想”。不少人放弃独立、批判思考而甘为权力的奴才,期待的是由此在私人利益上分享所谓盛世。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八九之后如何继续“韧性的战斗”?)(20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