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順天：並不久遠卻被遺忘的一場疫病
1966年時，中國流腦病死率為1.1%，到1967年初即高達4.04%，1967年春，流腦病死率竟高達5.49%，為什麼呢？這完全是中國政治運動引發的大規模傳染疫病。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是紅衛兵「大串連」的高峰，也是「流腦」疫情的高發期。首例病人是廣東陽春縣潭水中學的 一名學生，他北上「串連」回到學校後，1966年11月17日，在馬水公社家中發病。自他開始，「流腦」從南至北，沿公路幹線以西蔓延開。到1967年，陽春縣發病4452例、死亡312 例。通過「大串連」，該縣中學生又把「流腦」迅速傳播到全國各地。先是各大城市爆發，接著，擴散到中小城市及邊遠農村地區，很多偏僻山區及農村因「大串連」被感染侵襲，疫病不可阻止地爆發了。

當時，串連師生乘坐交通工具及吃飯住宿全部免費。學生主要是坐火車來回走動，火車嚴重超載。定員一百多人的一節車廂，甚至塞滿四五百人，連座椅下面都躺滿了人。裡面水泄不通，學生動彈不得，連上廁所都要踩著長椅背上，一點點挪步過去。車外寒冷，車廂裡也沒有暖氣，只能封閉窗戶，空氣十分渾濁，幾百人被擠壓在一起，長達十幾小時，大面積傳染疫病是不可避免的。流腦就這樣短時間被帶到了全國各地。

疫情伴著「大串連」串連了。據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高峰時，每天進出北京的紅衛兵數量達到 150萬～170萬人之多！北京各醫院凡是能待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滿了病人。」

一位廣西梧州的中學生當年曾「串連」到廣州，他回憶說：「在廣州市，住進了荔灣區的一個學校接待站裡，那裡的教室橫七豎八的人滿為患。晚上還好端端地睡著，第二天就見有人被抬走了，是用白布兜頭兜面蓋住那種呢，而且還是隔三岔五地就有人被抬走。」

上百萬等著毛澤東接見的南方學生滯留在北京，他們睡在北京臨時搭建在街道、空地上的席棚裡，大冬天穿著單衣，有時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挨餓受凍，抵抗力免疫力都很低；「串連」到外地的學生，即使住在接待條件好一些的省委黨校裡，也是男女混雜著，幾百人在一間大禮堂裡打地鋪；很多人下鄉，住的是農村的草棚、土棚，條件就更惡劣了。

學生大面積死亡後，人們談病色變，只能自行胡亂預防求治。全國很多地方搶購中草藥，服大桉葉、龍膽草、松毛甘草等等，人心惶惶。

與「大串連」同時進行的，是中共各級部門的內部鬥爭，從國務院衛生部到各省衛生廳，都在「造反奪權」，面對突來的疫情，一下子陷入混亂，幾乎都癱瘓或半癱瘓了。

各地疫情不能及時上報，難以及時組織預防治療，藥品和醫護人員也不可能及時送達，人也就不斷地死。疫情暴發四個月後，中共才勉強成立了衛生部的專門領導防治機構，周恩來開始下達批示指導防疫。各地推行戴口罩，「要求大、中城市的居民、革命師生人人戴口鼻罩……戴口鼻罩比吃預防藥效果好得多。」但口罩嚴重不足，如廣東恩平縣，盡了很大努力才供應出10萬個口罩，只能滿足當地三分之一的人口，很多民眾不得不用舊布自己做口罩。

1967年2月、3月，中共發布停止長途步行「串連」的通知，取消原定春暖後進行「大串連」的計劃，「大串連」終於停止了。

「大串連」時的腦流疫情，已經擴展了全國23個省、市自治區，染疫的青少年高達304.4萬，死亡人數16.7萬，僅廣東省發病的就有195,745人，病死10,770人；遼寧發病者有51,931人，死亡3013人；紹興共發病29,118例，死亡1040人。專業研究者認為，因有的地方偏僻閉塞，死亡實際數字要比統計的多一些。

1969年，中國試圖研究無毒活疫苗，未獲成功，到了70年代，「流腦」發病率才趨於下降。2011年，中共稱基本控制了「流腦」。

因流腦而患後遺症的人，很少能痊癒，常見的有耳聾、失明、神經麻痹，甚至癱瘓、弱智或精神異常。那個年代，說誰誰「流腦」，竟成了腦子有問題的俗語，老百姓把「流腦」叫成「腦膜炎」，如果說誰不開竅，就說是得「腦膜炎」了。

超過300萬人感染、16萬人死亡！在這抽象的數字下面，有多少個家庭的絕望與悲傷，也都被掩蓋在歷史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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