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一点：我的文章里写到，为什么到了60年代，中共对出身黑五类的青少年的歧视变得更严重了，“第二个‘拿不上台面’的原因，据我作为亲历者的感受，是因为我们那一代青少年和‘红二代’是同一代人，大家都面临着升学、就业和社会地位的竞争。而‘老革命们’发现，他们的子女在学习成绩等各个方面的表现都差强人意。共产党不好公开搞特权，于是祭出‘阶级路线’这把尺子，把家庭出身当作首要评判标准，这就使得红二代在竞争中稳操胜券，中间家庭出身的子女倍受排挤，‘阶级敌人’的子女则沦为最大的牺牲品。”

有两个证据，我没写进文章，怕太长了。抄录如下。供参考。

1、2015年10月，香港出版了一本名为《当时年少曾轻狂》的红卫兵口述史，其中一位口述者刘辉宣，红八月期间风行一时的红卫兵歌曲《鬼见愁》词曲作者，这首歌的最后一段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刘辉宣文革时就读于北京四中，其父是老红军。刘辉宣讲到：文革前两三年，干部子弟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受到上层越来越多地关注。“当时有一个很突出的情况，就是共产党觉得自己的子弟在学校里的学习不是一般的差，不但和高级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子弟比，就是和普通家庭的出身的学生比，也不很理想。这就引起了中央层很深的顾虑。”

2、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时，香港出版了一本《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作者宋柏林，文革时就读于北京的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其父是开国少将宋维轼，当时担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在1966年6月23日的日记里，宋柏林写到：“回家与父亲谈了很久，爸爸说，在你们这样的学校里，团结95%可能不大适当吧。并说那些右派学生如果捣乱，就应敲打。但还是要注意，主要是夺权，是打当权派。对右派学生，你们心里都有底，一个成份（其实是指家庭出身），一个文化革命中的表现，就足以卡住他们，不让他们升学，让他们好好地改造。并说在学校里这些人是改造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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